第37132章泰森-富里：我会以最重体重大战迪廉-怀特

　

法律规范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一）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法系的新阶段 中华法系至唐代，达到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高峰，形成了辐射东亚的持续影响。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否则，我们所观察、书写与讲述的就不再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历史，而是西方法治观念影响中国法治以及近代以来西方法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近三千年前，中国就形成了固定的法律形式与丰富的法律体系，其法制内容体现了鲜明的创制精神和高超的立法技术。当然，此种碰撞只是中国历史进程中古今之变的一个具体侧面。内外驱力的高度合一所产生的巨大推力，则是中国现代转变之所以成为无以逆转的滚滚洪流最重要的原因。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等，都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华法系的新阶段，表现为新问题、新道路、新贡献。比如，古人说：‘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在古代中国，公元前5世纪法经的编纂，也是一个法律比较与优化的过程。

(43)周枂：《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31-941页。(41)何勤华、李婧编：《新编外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而在这众多法典之中，最为光辉灿烂的当然是汉穆拉比法典。因此，中国法律史学界在称呼中国古代之法典如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律例时并不说法典，而是说律典。

(80)正是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这么一些立法内容和特点的创新，使其具备了完备性、体系化的法典特征，使以它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国法大全成为全世界立法者和法学专家追捧的法典和法典化的楷模。[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56)参见徐国栋：《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评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10页。(31)关于《法经》的真伪以及其内容的记叙，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传世文献，主要是《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和《七国考》。这些刑法制度是唐代立法者对自秦汉以来刑法制度的运作实践经验总结、提炼和概括定格下来的，经历了1400多年岁月的流变，愈益显示出了巨大的参考价值。被找到的人辩称是一个卖主卖给他的，并有证人。

(93)参见石佳友：《法典化的智慧——波塔利斯、法哲学与中国民法法典化》，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四表至第八表，主要规定了民事法律关系，内容涉及家长权、继承与监护(包括对妇女的监护、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精神病人等没有或者受限制的民事权利主体的继承权的保障)、所有权和占有、土地和房屋的权利(相邻关系)、各种各样的私犯(侵权)行为。法典化试图将社会上所有事项都纳入法典的规定之中，将丰富多彩、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用单薄、有限的法条予以规定，因而是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现实。尤其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些重要的法律关系，如租牛(牛是农耕社会中重要的生产力)关系，共有19个法律条文予以规定。

同前注(16)，Raymond Westbrook,p.5。(53)集诸国刑典就是比较各国刑法然后取其精华汇编集成。

第五篇厩库，规定马牛、兵甲、财帛之所藏。在帝国时代，除了法典以外，还有皇帝敕令、裁判官告示、法学家著述和解答，以及习惯法等。

李耀跃：《律典对传统统治正当性的依附与证成——以〈大清律例〉为中心的分析》，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56)而后者即学说汇纂，则收集了不同地区38位罗马历代法学家的著述，经过比较，择优选出50多种、9142段，(57)删去其中相互矛盾和不合时宜者，汇编成书。(61)所以，Codex(之后也用Codice)慢慢地也有了书、法典的意义。因此，只要是成文了的法律文件，不管是法典，还是单行法律，还是行政法令，还是法律汇编，都带有了脱离社会的特征，都产生了一个如何与社会有效的互动、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的难题。(62)至优士丁尼编纂国法大全，乃至近代法国编纂法国民法典、德国编纂德国民法典，法典的内涵和外延都已经定型，就是一个具有完备性、体系化的法律文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典编纂是人类最早的法典化运动。

这些规定之后，法典设置了杂律，其所涵盖的，都是诸篇中难以包容的各类零杂犯罪之处罚。(90)参见同前注(72)，朱明哲文。

所谓拾诸篇之遗，补诸篇之阙。(54) 而在古代希腊罗马，早在公元前451年-前450年罗马共和国制定十二表法时，就曾派出立法专家到希腊取经，吸收、借鉴希腊自梭伦立法以来的成文法成果。

(16)See Raymond Westbrook ed.,A History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Law,Vol.1.,Koninklijke Brill NV,Leiden,The Netherlands,2003,p.361. (17)俾拉拉马法典的主要内容是民事关系、民事行为的规范，也涉及一部分犯罪和刑罚的内容。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第一部成文法律，就是由当时拉伽什国王乌鲁卡基那颁布的乌鲁卡基那立法。

在古希腊进入文明、建立国家、颁布成文法典的过程中，地处欧洲地中海中部的亚平宁半岛上的罗马开始崛起。可以说，十二表法本身就是一部比较法作品。正是这种通过比较将各朝各代法典之精华冶于一炉的优势，终于使唐律疏议达到了中国古代法典化成果之巅峰的境界。虽然中国古籍《尚书》《史记》《汉书》等记载的《黄帝李法》和《皋陶制刑》，因为当时中国尚处在还没有文字的传说时代，故受到学术界的质疑。

该法典估计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于其统治早期颁行的。(55)参见[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民法大全选译？法律行为》，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学说汇纂》所引用的古代作者及作品目录，第159—165页。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法典以及法典化是一个长期积累发展的进程，是人类法律发展进化的规律之一，只有遵循这一规律，顺势而为，才能最大限度地作好法典化的工作，取得各项法典化(如学术界正在呼吁、推进的刑法法典化、行政法法典化、环境法法典化、教育法法典化等)的成功。(51)不过，即使仅列举古代三大法律文明的例子，仍然可以体会到，在古代世界，人类法律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已经在力所能及地编纂法典、走法典化的道路了。

前者规定社会关系的基本领域、主要方面、根本事项，而后者则紧跟形势，拾遗补缺，随机应变，满足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和多元化。(45)另一方面，十二表法也具备了体系性的特征。

吴柯苇：《美国知识产权法典化考察与镜鉴》，载《电子知识产权》2021年第2期。(72)有学者就两者的区别专门进行了辨析，提出了四个方面的不同，而其本质的差异就在于是否实现了规范的体系化。在古代世界三大法律文明中，汉穆拉比法典是一部独立的法典，唐律疏议也是一部独立的法典，因此它们的法典属性，没有什么人会质疑。其首席执政官提秀斯于公元前8世纪末进行了立法活动，对以雅典城为中心的国家管理机关和自由民等级进行改革。

在法律原则方面，唐律疏议发展出了十恶加重、皇亲和官僚减免、宗法伦理、德主刑辅、老幼废疾减免刑、罪刑相当、罪刑法定、比附和类推、本律优于名例、诬告反坐等重大原则。(22)而在结尾部分，汉穆拉比进一步宣称自己对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强调他是能干的王高贵的王，神把统治人民的权力交给了他，他不敢疏忽怠惰，因而他为人民解决了困难，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公平和正义，带来了安全和幸福。

不仅如此，再法典化的运动，还延伸至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经济法、环境法、知识产权法等的法域。正文部分主要调整、规范、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法律关系和人们的各种行为：社会各阶层以及其权利义务，自由民(阿维鲁)、依附民(穆什钦努)和奴隶的法律地位，婚姻的缔结、条件和效力，家庭的组成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婚外情(通奸)的指证与处置，小孩的收养及其法律地位，寡妇的生活保障及其再婚，土地、果园等的耕种、出租和买卖，生产交通工具船和牛的租用和管理，金钱和实物的借贷及其规范，房屋的建筑、买卖和租赁，服务业(理发师、卖酒妇等)的管理和规制，自由民死后遗产的处理(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以及两者的关系)，各种民事交往中的契约，等等。

到优士丁尼法典编纂，其主要内容是法学阶梯和学说汇纂。而学者于殿利通过对巴比伦社会中人(自由民及依附民等)的概念、构成和社会地位，巴比伦社会城市文明、商品货币经济、宗教观念和农业资本主义这四者与人本观念、人本主义的诞生，立法精神与人本主义，债务法中的人本观，刑法、尊严法及人格权，城市自治与人本主义等的详细论述，证明了人本观和人文主义早在人类第一个法律文明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就存在了，而且还达到了相当高级的程度，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法律文明的代表，就是汉穆拉比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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